五條人:一首《世界的理想》 送給想要拍電影的年輕人
文/羊城晚報記者胡廣欣仁科與阿茂(左)張子豪攝仁科(左)與阿茂在天
文/羊城晚報記者胡廣欣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仁科與阿茂(左) 張子豪 攝
仁科(左)與阿茂在天橋上
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主辦的2023“向山海走去”青年導演創作扶持計劃(以下簡稱“山海計劃”)仍在火熱進行中。今日,活動組委會正式宣布,五條人樂隊出任本屆“山海計劃”發起人。
五條人樂隊是音樂圈里知名的電影愛好者。從侯孝賢到王家衛,從庫斯圖里卡到考里斯馬基,他們都能侃侃而談。他們列出的電影片單不僅在歌迷和影迷中間流傳,也吸引了業界的注意。這幾年,仁科和阿茂陸續參演了好些影視作品,更是從資深影迷進階成影視工作者,從音樂人變成演員。
而在創作關懷上,“山海計劃”與五條人也不謀而合。五條人的歌曲充滿了“本土與世界”之間的強烈張力。《世情》里的打工仔,做著“去紐約,去巴黎,去歐洲看戲,去澳洲釣魚”的美夢;《地球儀》的歌詞,講述一個“地球是平的”的環球旅行美夢。本屆“山海計劃”扶持以華僑華人故事為主題的短片創作,同樣關注家鄉與世界的關聯,試圖從青年電影人的視角發掘嶺南文化的國際面向。
從海豐到廣州、從廣州到全國,再從中國走向世界,在不斷出走的過程中,五條人如何看待家鄉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熱愛電影的他們,又會給“山海計劃”的參賽者帶來怎樣的啟發?
家鄉與世界
海豐的牛仔褲
在海豐這座小城里,如何構筑對世界的想象?阿茂說,“世界”最初來自遠方的親戚。
海豐是著名的僑鄉,在這里生活的人家,大多有幾個在海外打拼的親戚。他們逢年過節回來,會給孩子們帶回糖果、巧克力之類的新鮮玩意。最讓阿茂開心的禮物是親戚送的書包。另一樣令他印象深刻的東西是照片,幾十年來,遠方的親戚只要帶著相機回來,就會給家鄉的親人拍下幾張珍貴的照片。在久遠的全家福里,阿茂見過父輩年輕的模樣:“現在家里還留著這些照片。有一張大概是20世紀60年代的時候拍的,照片里有我爺爺、奶奶、爸爸還有三個姑姑,二叔和小叔那時候還沒出生。”
改革開放后,全國流行著同一句話:東南西北風,發財到廣東。外地人來到海豐尋找掙錢的機會,阿茂的父親是包工頭,手下便聚集了一群來自五湖四海的工人。阿茂與當中的一位四川年輕人成為朋友。他比阿茂大10歲,阿茂用蹩腳的普通話跟他聊天,聊他那個遙遠的老家;也聊那時候最時興的波鞋和牛仔褲,怎樣才能穿得又酷又帥。
等到阿茂再長大一些,離開海豐成了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這件事沒那么復雜。”他說。高考失利,又不想復讀,阿茂決定去大城市轉轉。“那個年代的年輕人都希望出去打拼,大部分去廣州和深圳。我只想去廣州,因為那時候已經很喜歡聽搖滾樂了,廣州可以買到打口碟。”2001年來到廣州后,阿茂自己做起打口碟生意,不時去華南師范大學旁聽電影課。他一直喜歡音樂和電影,后來也愛上旅游。他曾經蹬著一輛80元的自行車從廣州騎到云南,存到錢之后可以出國玩,既是旅游,也是關于電影的“圣地巡禮”——為了深愛的庫斯圖里卡,他去了兩次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還給仁科帶回一臺手風琴。
每次走出去,阿茂最關注當地人的生活狀態,“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文化如何影響那里的人”。五條人慢慢做起來之后,有了到國外巡演的機會。幾年前,他們到了葡萄牙,跑了五座城市,做了六場演出,其間有好些有趣的體驗。阿茂印象最深的是,臺下觀眾大多上了年紀。“演出的第二天,我逛唱片店時遇到一個五六十歲的阿姨,我們聊了聊,她說前一天晚上看了我們的演出。我覺得很有意思,我們的觀眾大部分都是五六十歲的,他們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走過來,一直都有聽現場的習慣,文化沒有斷層”。
紐約的“握手樓”
今年上半年,五條人分頭行動。阿茂在國內,仁科則在國外斷斷續續待了一個多月,先是2月份以電影《藝術學院》配音演員和《雪云》演員的身份參加了柏林電影節,后來又在紐約停留了一陣。
說起紐約,仁科提到他的夢。在一個夢里,紐約的城市面貌如同二十多年前的海豐縣城;另一個夢里,仁科的老家捷勝鎮長滿了一棟挨一棟的高樓大廈,就像曼哈頓。而當在現實中踏足紐約,眼前的景色又讓他想起城中村,“曼哈頓就像城中村的巨大版。這是一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比北京、上海、香港都擁擠,摩天大樓粘在一起,像是巨型的握手樓”。
在紐約,仁科看了大量的演出,從老爵士到重金屬,從百老匯到格林尼治村。他很喜歡音樂家約翰·佐恩,終于在這趟旅程中看上了現場。“他跟傳統爵士或是實驗音樂都不一樣,有獨特的風格。有時候旋律特別好聽,突然又切換到很瘋很極端的狀態里。他已經70歲了,但他的音樂還能給我帶來很多刺激。”他還去了林肯中心看貝拉塔爾的《鯨魚馬戲團》。匈牙利的電影配英文字幕,仁科說字幕跳得太快來不及看明白,“所以我對整個電影是誤解的,但這也挺有意思”。
對于英語,仁科有一個幽默的自評:“我的英語依然是藝術層面的,停留在欣賞的水平,現實交流很困難。”他有一天在紐約街頭看一個爵士樂隊的演出,有個老太太來搭話。他連聽帶猜才大概明白了老太太的意思:“她說自己很喜歡中國文化,多年前去過中國的香港,學了一些中文,現在都忘了,中文太難了。她還問我有沒有一塊錢可以給這支樂隊,她說自己不是樂隊的人,但很想鼓勵一下他們。我靠著聽懂一點點和自己的‘腦補’,大概知道她在說什么。但要回應就很難,走出幾條街之后才想到怎么回應她。”
仁科現在仍然在努力學英語,“希望可以用英文來思考”。末了又補充一句:“開玩笑,沒到那個份上。”“塑料英語”沒有成為仁科享受紐約生活的障礙,誤讀反而造就了浪漫。“我偶爾逛書店,這趟一共買了三本詩集。其中一本不知道是哪個詩人的,我覺得封面很好看。書名叫《RushHour》,當時我以為是‘浪費時間’的意思,后來查了才知道是指上下班高峰期。”
世界的五條人
三年前的《樂隊的夏天2》里,五條人以海豐方言歌曲、人字拖和“塑料”普通話等給全國觀眾留下深刻印象。外界總會放大五條人的地域性,但他們早已走得越來越遠。“我是無所謂的。別人認為我們怎么樣,那是別人的事,況且我的南方口音確實存在,是吧?我不會把自己局限在南方或是哪里,太狹隘了。我更想去融合,去思考更多東西。”阿茂說。仁科的回答更直接:“我不會被這種標簽困擾。他們可能是為了把我們更好地存放在自己的記憶商店里,方便輕拿輕放。”
在五條人的頭兩張專輯《縣城記》和《一些風景》里,他們用海豐話唱歌,成功描繪出一個被現代化進程重新塑形的中國縣城形象。在《廣東姑娘》《夢幻麗莎發廊》《故事會》等專輯里,創作的靈感變成城中村,小城青年來到大城市,依舊熱烈地活著;再到最近,在紐約停留一段時間后,仁科發布了一首英文單曲《PlasticDream》,用“現學現賣的塑料英語”(歌曲文案如是說)唱一個紐約流浪漢的塑料夢。他們總是能從當下的生活中汲取創作的養分,在一步步走向廣闊世界的過程里,其作品的面貌也變得更加豐富。
如今,距離阿茂和仁科離開海豐已經有二十余個年頭。阿茂的父母仍住在海豐,他為了多陪陪父母,從去年開始有意增加了回家的次數。而仁科不常回去,上一次是去年年底,五條人與藝術家厲檳源在汕尾的小漠鎮拍一個片子,他拍完便順道回了趟家。
現在的海豐變了不少。仁科說:“以前都是農田和荒地的地方,現在突然蓋起了高樓。城市里大多是細微的變化,海豐的改變就像是無中生有。”有一次,他與舊友走上了一座昔日時常經過的橋,橋的一邊是現代化的高樓大廈,一邊是保留舊海豐模樣的老城區,“就像拼貼畫一樣。晚上霓虹燈亮起,其實挺漂亮的。”
五條人把家鄉的變化都看在眼里,但鄉愁并未隨之滋生。“其實好多年前就已經有人問過我們這個問題。”阿茂說,“我更愿意自己成為一個世界青年。至少我現在沒有鄉愁,以后就不知道了。我個人覺得,年輕人到外面走一走看一看,這是非常必要的。”
仁科談鄉愁,則從旁觀者的視角出發:“阿城寫過一篇文章,說的是小時候吃的東西會讓身體產生一種蛋白酶,成年后哪怕離開了家,也會想吃家鄉的味道。鄉愁是生理、情感等因素的集合體。感到鄉愁的時候恰恰是不在家鄉的時候,比如某一天你在街上聽到有人說家鄉話,一定會很敏感。”他又補充道:“但如果根據《人類簡史》這本書的理論,把時間軸拉長再拉長,我們都是從非洲來的人。我更傾向于相信人類的文明是共通的。”
五條人對本土和世界的理解,或許可以給當下的青年創作者帶來一些啟發:地域文化可以作為創作的起點,但不應該成為創作的桎梏。“走出去,多吸收不同的養分,無論是做音樂還是拍電影都一樣。五條人最初用福佬話創作,當然也是受到別人的啟發,這沒問題。但慢慢地,你會找到自己的個性,而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話
“我們已有一腳跨入電影界”
羊城晚報:仁科和阿茂都是電影迷,還記得第一部打動你的電影是什么嗎?
阿茂:我立刻就能回答你——侯孝賢的《童年往事》。第一次看是2000年,我在海豐老家讀高中的時候,是我哥帶回來的。電影太有意思了,里面出現的一些場景和方言,都跟我們老家很像。電影的主人公阿孝咕是客家人,但他講話的時候也會夾雜閩南話,鄉音令人動容。后來我們在《縣城記》里有一首歌叫《童年往事》,也有點向侯孝賢致敬的意思。
仁科:還沒讀小學的時候看了《媽媽再愛我一次》。當時整個電影院的人都在哭,我也跟著他們哭。但現在回想起來,那種感動更多是來自外界的影響。如果從欣賞電影的角度來說,長大后看的法國導演托尼·加列夫的“吉普賽三部曲”(《只愛陌生人》《搖擺吉普賽》《被放逐者》)、庫斯圖里卡的《流浪者之歌》等等,都很感動我。
羊城晚報:看電影的時候,最關注電影的什么方面?比如說,是風格、題材、情感,還是配樂?
阿茂:我覺得是分不開的。電影本來就是綜合的藝術,厲害的導演往往可以把所有東西都拿捏得很好。比如我很喜歡黑澤明的《七武士》,三個多小時的電影,仍然能緊緊抓住你的心,黑澤明真是個特別會講故事的導演。我也很喜歡電影配樂,比如莫里康內做的很多配樂,音樂出來,腦中就能浮現出對應的電影畫面。我看電影其實不會像專業的人那樣拉片,主要是找到好片就看。如果覺得好,過一段時間又拿出來再看。像《七武士》、庫斯圖里卡的《黑貓白貓》、昆汀·塔倫蒂諾的電影等等,我都看了好幾遍。還有一部叫《荒蠻故事》的,我也特別喜歡。
羊城晚報:在剛剛過去的戛納電影節上,阿基·考里斯馬基的新作《枯葉》剛剛拿到了評審團大獎。我知道仁科很喜歡這位導演。
仁科:是的,我很期待看到這部新電影。我對他印象最深的作品一定是《沒有過去的男人》,看了三四遍。他以自己的方式,在電影里呈現出另一種真實。現實中的人可能不會這樣說話,但在他的電影里是成立的。而且他有一種獨特的幽默。比如《沒有過去的男人》里,主人公去了一個餐廳,跟服務員要了一杯免費的水,然后從包里掏出一個火柴盒,又從中掏出一包泡過的茶包,放到水里。整個過程很可憐,但又很幽默。
羊城晚報:2003年的時候,阿茂出演過甘小二導演的電影《山清水秀》。這段經歷讓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阿茂:那是個非常偶然的機會。甘小二導演當時在華南師范大學教電影,我經常去聽他的選修課。后來他說要拍電影,找我負責燈光組。我其實什么都不懂,攝影指導告訴我要把燈搬去哪里我就把燈搬去哪里。當時的感受就是電影工業特別不容易,很累。但這次經歷讓我知道電影大概是怎么拍出來的。后來我還是主要做音樂,在《樂隊的夏天》里也把喜歡的電影羅列出來。導致后來很多導演找我們聊,看還有什么合適我們的角色。當中就包括徐浩峰導演。(注:阿茂和仁科出演了徐浩峰導演的《門前寶地》)
羊城晚報:近幾年來,你們有了更多機會參與到電影的創作和拍攝中。更近距離地觀察電影業界后,你們對電影業界有什么新的認識和感受?
阿茂:演戲是會上癮的!當演員之后,你和角色就合二為一了。我會想盡辦法把角色演活,事前多做功課。拍戲其實很累,比如要連續拍很多天,又要起得很早。但一開機我就精神了。
仁科:作為觀眾去看電影,只能體驗到其中一部分樂趣,因為那時候電影已經組裝完了。但拍電影不是,就像我們在剪輯某種東西,把它拼成一個故事,整個過程特別好玩。上一秒還在休息室,下一秒就要拍某個鏡頭,時間是打亂的。另外,你在拍電影的過程中,還有別的人在拍電影的紀錄片。一部好的電影,它的紀錄片也是很酷的。
羊城晚報:仁科擔任了《藝術學院》的配音演員和《雪云》的演員,也因此參加了今年的柏林電影節。這兩部電影如何吸引你參演?在國際電影節走紅毯的感受如何?
仁科:首先感謝兩位導演帶我去開眼界。去之前我還咨詢了電影圈的朋友,他說放松去玩就好,有酒會就去喝酒、有電影就去看。剛好年初我沒什么工作,我就去了。電影主要是導演的功勞,拍攝的時候我會有自己的想法,但會跟導演商量,肯定是要尊重導演。拍攝的過程很開心,大家都成為好朋友了。在柏林的時候,鄔浪導演跟我提過,想把我的短篇小說集《通俗小說》中的小說改編成電影,找我來演。當時邊喝酒邊聊,我也沒太認真。后來他正式提出邀請,而且已經開始著手工作了。《通俗小說》是短篇故事,改編是有難度的。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弄,但我跟他說了,他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有絕對的自由。所以這可能是個驚喜,如果他在小說的基礎上發揮得更好,這會是一次作品的延伸。
羊城晚報:你們也有兩年多沒有來廣州演出了。聽說延期許久的廣州大時代歌廳演唱會終于要回來了,是嗎?
阿茂:對,順利的話應該是7月。這是一場追求整體綜合性的演唱會,我們還請來了曹斐這位很厲害的藝術家,還有銅管組、舞團,以及重磅嘉賓。希望能夠辦得很漂亮、很酷。大時代歌廳,期待你的到來。
仁科:目前來說僅此一場,所以至關重要。希望大家不要錯失,帶上一家老小來唱歌跳舞,欣賞廣東最好的跑場樂隊帶來的精彩表演。
期待山海計劃找到有個性的青年導演
羊城晚報:“山海計劃”希望尋找對嶺南文化和大灣區僑鄉文化有獨到見解的青年電影人才。廣東的青年創作者該如何從自己熟悉的地方發掘出有意思、有意義的題材?
仁科:首先是真誠和真實,他們可從體驗生活出發,電影沒有還原真實的義務,但它本身就構成了真實;其次是要有自己的美學風格,年輕導演要把自己的能量拿出來,提煉出一種情緒或是一種美學風格。故事像是電影的地基,當然很重要,但對年輕導演來說,哪怕蓋一個空中樓閣,只要能夠自圓其說,我覺得也很好。電影需要多樣性,需要個人的emotion(情緒)。嶺南文化就像一片海洋,作為跳入大海的那個人,要感受到沙灘被太陽曬過的熱、海水的冰冷,甚至用嘴巴去嘗海的味道,才能拍出獨特的東西。
阿茂:我送給青年創作者一句歌詞,來自五條人的《世界的理想》。“莫去理,莫去理,最后還是要靠自己”。慢慢地,你能找到自己認為是酷的、厲害的東西,個性是最重要的。
羊城晚報:對參加此次“山海計劃”的青年導演說一句鼓勵的話吧。
阿茂:沒那么復雜,有好的想法就趕緊行動,去拍、去做。
仁科:有三種現實——夢、日常生活還有電影。電影的現實,等著你們去實現。
關于“山海計劃”
“向山海走去”青年導演創作扶持計劃是由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主辦的對海內外優秀華人青年導演進行挖掘、孵化、選拔和培養的大型人才扶持活動。活動立足粵港澳大灣區,面向全球尋找影像創作領域的新銳力量,支持他們探索劇情、紀錄、動畫等不同類型的短片創作,突破和展開對未來華語影像文化的想象之路,也讓世界通過影像重新發現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