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極具故事性的散文，他寫活了一座樓——岳陽樓，讓其傳之九州，更寫活了一個人，讓后世爭議不休的滕子京，讓其名垂千秋。

開篇第一句，范仲淹就將其推上了歷史舞臺：“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開門見山，好爽啊!有意思的是一個“謫”字，頓時讓人云里霧里，“謫”字可不是褒義詞，它的本義是“針對罪犯所作的判詞”。

寫一記文難道要對滕子京的罪錯加以聲討鞭撻嗎?當然不是。范仲淹椽筆一轉曰：“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如此八字評價，將滕子京的人品頂到了天花板了。這是為謫官作了一首“旗幟鮮明、激情四射”的贊歌。

滕子京何許人也?其名宗諒，河南洛陽人，在西北立過戰功，歷任大理寺丞、左司諫、天章閣待制、禮部員外郎，妥妥為皇帝的“參謀”。可他又受宋仁宗皇帝四度貶黜。一貶以“言宮禁事 ”，被貶知信州。二貶受范諷案牽連，貶知池州。三貶是上書請諫被誣，貶通判江寧府。四貶因“在涇州費公錢十六萬貫”一案，貶謫守巴陵郡岳州。這是滕最后一次被貶黜，三年后調知蘇州，未滿旬月，便卒于辦公案上，終年五十七歲。

然而，在范仲淹心中自有定盤星。他與滕子京是同科進士，是政治上是“屢履屢謫、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滕子京人生還有另一個版本，《宋史·滕宗諒》載：“宗諒尚氣，倜儻自任，好施予，及卒，無余財。”滕受屈謫岳州后，不以貶為念。夙興夜寐，興利除弊，重修岳陽樓;興建岳州學宮;治水患，筑偃虹堤，三年成就了三件大事。歐陽修稱曰：“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同朝史學家司馬光贊其在岳州“治為天下第一”。這是范仲淹不惜蹚這一“渾水”的底氣了。

史載，《岳陽樓記》這篇雄文面世緣由：滕子京寫了《與范經略求記書》，派人送給范仲淹，請范為岳陽樓作記。范接到信后甚是詫異，他想，我并沒登過樓，甚至連洞庭湖都未去過，為何請我作記?且兩人都乃遷客貶官，如此往來讓皇上知曉，是否有結朋黨之嫌了。

他反復閱示《求記》，其中寫道：“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為著”，稱范“文章氣業凜凜然為天下特勝”，“少吐金石之論，發揮此景之美”，就一定“庶漱芳潤于異時”。文中滕子京拼命為范仲淹“點贊”，說得范心里暖洋洋。

范深知滕與自己一樣雄才大略，磊磊人生，卻淪落天下，朝野少識，為己為友的遭遇而耿耿不平。當時范也被貶謫于鄧州，宦海浮沉不免厭棄，時有微詞，傾慕杭州西湖放鶴亭林和靖的隱士生活，還被貶為杭州桐廬縣長時，盛贊嚴子陵的行為，作《嚴先生祠堂記》，欲置田歸隱，消沉避禍，已浮“躺平”之意了。為岳陽樓作記一事?久在猶慮彷徨之中。

范仲淹憶己又思君，自太祖趙匡胤登基后，中央集權，通過“杯酒釋兵權”重文輕武，實行優待文人的政策，宋太祖甚至立下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不殺士大夫”,“不欲以言罪人”的誓規。陳寅恪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變，造極于趙宋之世”，這令范仲淹深感皇恩永錫，有何可懼也 。

范公捧起滕子京附上的《洞庭秋晚圖》一圖，看盡洞庭湖之大觀勝概，“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滕子京讓我為岳陽樓作記，豈不是予我講好故事，直抒人生抱負的良機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意蓋有在矣，宗諒摯友教我也。范公“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此已徘徊了整整十五個月，終究頓悟。

如是，文起“滕子京謫守巴陵郡”，一個“謫”字朗朗在目，罪乎，過乎，是有春秋。筆下“春和景明，波瀾不驚”，胸中“心曠神怡，寵辱偕忘”。當岳陽高樓重修落成之日，范仲淹，滕子京同登斯樓，極目遠眺，心潮逐浪，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痛飲一場，憑欄大慟十數聲。”范仲淹跨出了歷代遷客騷人“忠而無門則怨，忠而不得則憤”，“謂騏驥兮安歸，謂鳳凰兮何依”的時代局限。肝膽冰雪照汗青，將文人擔當，風骨抱負描繪得濃墨重彩，淋漓盡致，留下了輝耀千古的名篇。

《岳陽樓記》講了一個襟懷坦蕩、浩然正氣的故事，后人在他的故事里感慨、感悟、感恩。在他的故事里共鳴、共振、共勉。這位在桐廬當過縣長，在杭州任過市長的范文正公，用宋韻精氣講好故事，樹立了不朽范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