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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常常用“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畫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把“生之者”視為勞動年齡人口，把“食之者”視為非勞動年齡人口，這樣的人口結構就表現為：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占比高；另一方面，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慢、占比低。

一般來說，這就是能夠帶來人口紅利的那種合意的人口結構特征。反之，一旦人口年齡結構逆轉到“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格局，即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從而占比下降，而非勞動年齡人口（特別是老年人口）增長快從而占比提高，就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

如何認識現實中的人口紅利現象？不妨設想一個生產函數，其中等式右邊的各種變量均被用來解釋等式左邊的GDP增長率。根據經濟學家具有共識的生產函數自變量，我們可以觀察其中的每一種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及其變化。實際上，借用生產函數這個概念，意圖就在于揭示人口紅利的具體統計含義，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現象。下面，我們看“生之者眾”條件下的情形。

第一，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種貢獻可以從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用人數來衡量的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并不全是勞動力，因為在符合法定就業年齡的人口群體中，總有一部分由于在學、生病、失能，或者需要照料子女或老人等原因，并沒有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意愿。顯然，只有那些有就業意愿的勞動年齡人口才是勞動力。不過，勞動參與率（即希望就業的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一般是相對穩定的。所以，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和增長決定了勞動力的規模和增長。二是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在中國的情形下，新成長勞動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當這個人口群體增長快的時候，勞動力整體的人力資本改善速度就明顯。

第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種貢獻也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觀察。一是經濟活動中的物質資本投入，包括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流動資金和形成新的生產能力的固定資產投資。二是為使用土地或其他資源而投入的資金。這種物質資本的投入與人口年齡結構有密切的關系。一方面，“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就意味著具有較低且持續下降的人口撫養比，即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間的比率，因此社會有條件形成較高的儲蓄率。另一方面，勞動力供給豐富，就可以使物質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維持合理的投入比例，阻止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發揮作用，避免出現資本投入內卷的現象，就能保持較高的投資回報率。

第三，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根據產生的性質和度量的方法，通常有兩個重要的生產率指標。勞動生產率衡量的是單位勞動投入創造的產出，通常由人力資本水平、資本投入強度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決定。全要素生產率是資本、勞動、資源等要素投入的產出貢獻之外的產出增長，主要反映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有利的人口機會窗口期，除了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新機器設備的使用，農業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轉移到非農產業，實現更充分的就業，就意味著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實現重新配置。對中國來說，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在相當長時間里是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

有利的人口結構在上述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表現為生產函數中相應變量的系數為正值，合成的結果就是強勁的產出能力，使一個經濟體具有更高的潛在增長率。然而，“生之者眾”的人口結構特征不是永恒的。一旦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峰值后開始減少，人口結構特征就日益轉變為“生之者寡”，上述各種與人口相關的因素或變量就會按照相反的方向影響經濟增長，變量的系數就轉為負值。這通常會通過勞動力短缺、勞動力素質改善速度放緩、資本回報率下降、生產率提高減速等，使潛在增長率下降。

由此可見，并非從勞動力豐富這一個特征即可充分認識人口紅利，也不能單純觀察經濟計量模型中設定的代理變量（即人口撫養比）的系數作用，而需要認識到幾乎所有增長因素或解釋變量都反映出人口紅利的作用。一旦了解這一點，我們就能夠對以往研究中得出的諸多結論作出新解，即人口紅利的解釋。這樣做，即便不算是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顛覆，至少可以使以往增長理論的新古典式的老生常談增強一些解釋力。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